人物名片

王仁杰（1942—2020年），祖籍泉州，中国著名戏曲作家，当代中国剧坛公认的古典戏剧大家。主要作品有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节妇吟》，昆曲《牡丹亭》（缩编）《桃花扇》《琵琶行》，越剧《唐婉》等。2006年被文化部授予“昆曲艺术优秀主创人员”称号。著有《三畏斋剧稿》。

“王仁杰是为古老的传统戏曲所化之人，无论世风怎样转变，他终日只在红牙象板里究日月、在红氍毹（qúshū，戏曲舞台的习称）上探生活、在填词吟曲中耗生命。他生在传统底蕴深厚的泉州，自幼耳熟能详的是古老的梨园戏，一生性命以之的是剧本创作。他既从传统戏曲里熏出，就志趣随之、性情从之、魂魄追之，永远孜孜矻矻讽咏不停、填词不已，这些成就了一位‘戏痴’、一位出色的戏曲作家。”知名戏曲史家和戏剧理论家、文化学者廖奔在为王仁杰的著作《三畏斋剧稿》作序时曾经这样写道。纵观王仁杰的戏剧人生，这样的评价可谓对其艺术生涯的高度凝练。

香港天地出版社原总编孙立川称赞王仁杰是“南戏活化石”——具八百年历史的梨园戏赓续文脉、发扬光大的代表人物，同时又创作、改编了昆剧、越剧、闽剧、苏剧、锡剧等剧种的剧本，还创作了现代话剧、歌剧等。演出他的剧本的各剧种演员有十人之多荣获“梅花奖”等演艺大奖。在当代中国剧坛上，王仁杰可谓无人不晓。

泉州文化孕育闽南才子

年轻时的王仁杰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读书，古典书籍和现代文学都是他喜欢的读物。学生时代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王仁杰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诗人或剧作家。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仁杰在泉州的戏院里看了一出戏——梨园名伶许书美和施织主演的《吕蒙正》，发现泉州这个古老的剧种里，文学、音乐与表演竟融合得如此完美。这场戏，让他被梨园戏深深吸引住了，在当时无书可读的景况下，他甚至能将林任生改编的《朱弁冷山记》台词倒背如流。“一入尘缘三千里”，王仁杰从此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1961年，因成分不好高考落榜的王仁杰先后进入泉州歌剧团、越剧团工作，本以为可以在喜爱的领域施展拳脚，不想1962年却被下放到偏僻的山区农村。直到1975年，王仁杰才回到剧团重操旧业。

供职于泉州越剧团期间，王仁杰负责整理、翻编越剧曲本。那时他喜欢唱越剧，曼声低吟，委婉动听。后来他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写《唐婉》《柳永》，蜚声剧坛。被下放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时常与知友小聚，熄灯高歌。后期剧团演出现代歌舞剧，他还曾登台独唱毛泽东词《山下旌旗在望》。

1980年，王仁杰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专修班学习，两年时间让他在戏剧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积累。一路走来，创作了《节妇吟》《董生与李氏》《陈仲子》《皂隶与女贼》《蔡文姬》等梨园名剧以及昆剧《琵琶行》、歌剧《素馨花》、越剧《唐琬》《柳永》等。其中《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牡丹亭》（缩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董生与李氏》入选2003—200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在当代中国剧坛，他是得奖最多、艺术质量最高的剧作家之一。有人说他是福建剧坛最优雅的诗人，又是最激烈的文化卫士，也有人把他称为中国三位“戏曲创作领军人物”之一。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项荣誉，他从不张扬，却深爱自己的家乡。当年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的奖牌授予他，并询问他来自哪一省时，王仁杰大声地回答：“福建泉州！”他想让全国的同行知道，这部被称为“新时期戏曲创作与演出最高成就”“中国古典戏剧一次漂亮的回归”的梨园大戏《董生与李氏》，来自他的故乡，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城。

戏曲界优雅的古典诗人

王仁杰被称为“戏曲界优雅的古典诗人”，他的创作方式与今天多数戏曲作家不尽相同，他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填词”，讲究语言的练达干净、声韵铿锵，他的作品因而充溢了古典词曲的韵味，总是诗意盎然、文采丰赡。

戏曲界专家以为，由于历史及流变原因，近代以来剧作多为艺人自创，文人远离，使得曲词挣扎于生活化与文学性的矛盾夹缝里无法自拔。半通不通的水词充斥着曲坛，成为一大劫难。1949年后戏曲家开始努力克服这方面缺陷，然而仍然是缺乏文采与文化底蕴者居多，如王仁杰这般有造诣的戏曲诗人的出现弥足珍贵。

王仁杰对自己的作品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这一点，从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三畏斋”便可见一斑。他在《三畏斋剧稿》的自序里写道：“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言。’余自弱冠之时即渐好读古剧看古戏，追慕向风，积久遂成一畏，直至以此为稻粮谋。近季剧事不堪传统备受轻薄而余敬畏之心则弥深之。惜乎处身于百年文化断层，吾辈学绝道表心浮气躁，虽有心于返本而才力不逮，求新而无所依傍，终至浸淫大半生，去古既远，与今无乏。”

香港著名作家秦岭雪评价，王仁杰的《董生与李氏》《节妇吟》《陈仲子》以及其他剧种一批出色的作品，宣告了诗和文学重新掌握了戏剧。其诗和文学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从主体出发，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对人物心理的精雕细刻，对传统戏曲艺术规律的严格遵循，以及对于世界戏剧新潮的借鉴。而最主要的是在语言文字上吐弃凡近，与未经提炼的大白话告别，别裁伪体，上亲风雅，不论文采派或本色派，都向中国古典诗词靠拢。清词丽句，熠熠生辉，读后满口余香，也就是重新回到中国戏剧诗化的道路。

熟悉王仁杰的人都知道，他平常喜欢用毛笔写作，写在自己印的宣纸上，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甚至连钢笔都很少用。“因为写小楷，眼睛会很累”，所以这样便能做到惜墨如金，不该写的不写。王仁杰的这个习惯，其实是当年被下放到山区养成的，晚上无事，所以用写毛笔字打发时间，并非想成为书法家，只是把写毛笔字当作写戏的工具而已。

“返本开新”创作多部经典

“返本开新”是王仁杰的艺术主张，也是贯穿于其作品群中的执念。他的剧本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文学情怀，追求古典诗词歌赋的儒雅风格，文字精雕细刻，文学性非常鲜明。加上道白幽默风趣，点染字里行间，令人忍俊不禁。妙的是他的笔下，总能化腐朽为神奇、化传统为当下，为创作赋予现代性与当下人文关怀，使作品成为于不动声色中完成对传统的现代引渡的典范。因此在当代戏曲创作中别树一帜、独创一格，为剧坛吹进一缕清新淡雅之风。

扎实的古典文学教养孕育出的文字令这种浪漫主义情调升华。他的韵文剧稿多年以前已被作为某戏剧学院的教材，可谓在今日中国剧坛上独步一时。因而也吸引了一大批爱好古典文学的青年观众的眼光。

王仁杰的剧本选材总是以小见大，因而能够充分发挥戏曲的传统优长，从《节妇吟》《陈仲子》《董生与李氏》到《皂隶与女贼》，王仁杰通过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名与利、法与欲、仁与义的矛盾冲突，逐步展现对传统文化中人格的探寻历程，同时在无形中垒筑起梨园戏继《陈三五娘》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里程碑。

梨园名剧《董生与李氏》在剧坛掷地有声，这也是王仁杰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作品。这部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赶着写出来的戏，20多年来不知演过了多少场，至今仍是福建省梨园实验剧团的高票房之作。全剧人物只有八个，情节也很简单，但抓住了情感的细微处，每一个舞台动作都经过细致的思考，层层递染，十分精致。2004年，《董生与李氏》以满分的优异成绩入选2003—2004年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程，获得了中国舞台艺术的最高荣誉。

同样扣人心弦的还有《皂隶与女贼》，这部剧取材于明代焦竑《玉堂丛话》，原始素材仅50个字，王仁杰在“催稿甚紧”下边写边构思，演绎了一出仁义与情欲抗衡、灵与肉交锋，一波三折、因小见大的人生悲喜剧，给陷入欲望洪流的现代人留下可圈可点、触及魂灵的思索。

但王仁杰常常忧心忡忡，发出“身在戏乡为戏人，却每有无戏可看之叹”。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多次在提案或书面发言中痛陈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流弊与危机，不断疾呼要把中国戏剧从话剧阴影中解放出来，在返本中出新，他本人则身体力行，笔耕不辍，以作品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追求。他在近八十岁时，还写出《窦娥冤》昆剧剧本，成为绝笔，这在中国剧作家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一生只做一件事：写戏

王仁杰的朋友很多，遍布五湖四海，有朋自远方来，喝茶吃饭，不亦乐乎。在同辈中，他是最早学会手机聊天和应用各种社交软件的“时髦先生”，每每收到他自编的打趣段子或对某事某物的真知灼见，都能让人会心一笑。一干文友们很喜欢与他约茶聊天，因为他对历史、对生活、对时局甚至对科学都有自己的看法，聊天中总是掌握“话语权”，一是他能滔滔不绝，二是他有许多真知灼见，让人兴趣盎然、聊有所得。

晚年虽一度中风，但王仁杰的才华丝毫未减，只是手不灵便，无法再续一手好字。谁想他竟然学会了用手机写剧本，用微博、微信不时与老友粉丝互动。2019年，王仁杰开创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经常出现在梨园戏演出现场和工作室，与票友们交流互动。心态的豁达、性格的随和，令年轻人不仅敬重他、喜欢他且乐于亲近他。随着梨园戏走出泉州，走出福建，闻名全国，应邀去法国演出，轰动巴黎，跨越国家和文化、语言的隔阂，王仁杰的“粉丝”团也不断扩增，甚至有戏迷从国外“打飞的”来到泉州，就为了一睹王仁杰的戏剧佳作风采。

有人说，王仁杰的传统是化在骨子里的，是他生活方式、为人态度、处世观念的凝结，是做不来而发乎天然的。他的创作则是任意随性的，决不勉附于外在的强力，只待一己灵感的自然发生。这种传统文人的风骨，让他不为时风所扰、所动、所惑地一贯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与实践。

王仁杰一生只做一件事：写戏。终生服膺传统文化而矢志不移。他曾经笑言在古代，写戏的人是被划入社会底层的，自己是“沦落风尘，一辈子‘卖’给了戏曲”，但他并不后悔。曾经有人建议他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他说自己如果要写，早写了，赚钱容易也轻松，“但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

中国戏剧史进化链上，王仁杰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本报记者 颜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