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民劝“阎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国民党却仍在不断制造各种事端，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当时正值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钱大钧的侄儿——有“钱阎王”之称的钱东亮，率军驻防福建。钱东亮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二三九旅旅长，其旅部就设在泉州。由于手握重兵，钱东亮在泉州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百姓敢怒不敢言。1937年11月，国民党有意分化红军组织，通过谈判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亦称独立大队，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担任大队长），迫使其调离莆田根据地。后来更是找借口令这支部队进驻泉州承天寺，置于钱东亮的严密监控下。

“钱阎王”向来嗜杀成性，刘突军为带领队伍脱离魔爪，尽早赶赴抗日前线，于1938年3月10日，至福州联络入编新四军事宜，途中却被钱东亮派人秘密杀害了。3月11日，钱东亮下令包围泉州承天寺，强行收缴独立大队（即闽中红军游击队）武器，扣押全体指战员留待“法办”。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泉州事件”。

鲜为人知的是，“泉州事件”爆发前后，弘一法师正驻锡泉州承天寺。1938年3月2日至11日，也是时局最紧张的阶段，弘一法师就在寺内为大众宣讲《普贤行愿品》。寺院中既驻扎着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大队，又驻锡有近代著名爱国高僧弘一法师，大家和睦共处，似将风雨关于寺门之外。相比之下，寺外国民党军钱东亮部却经常无端制造摩擦，嫁祸于特务大队，种种恶行可谓大失民心。

1938年12月下旬，钱东亮突然点名要会一会刚从漳州弘法归来的弘一法师。彼时泉州承天寺常住惶恐不已，但畏于“钱阎王”的淫威，只好向弘一法师如实相告。没想到一向不与政府打交道的弘一法师听后，竟然立刻同意了这次会面。

到了约定之期，僧众紧张又好奇地环伺于客堂之外。只见钱东亮一人径直入内，弘一法师泰然自若，示意落座。四下寂静，唯有佛号，在这强大的气场下，“钱阎王”竟然有些慌了神，一时手足无措只剩尴尬。据弘一法师学僧广义法师回忆，法师此时忽然开口道：“旅长，还是少杀生为是，上苍忌杀，佛法戒杀，救人一命，胜造浮屠七级！”钱东亮听罢作学生状，连连恭敬称是。又是一片沉寂之后，钱东亮自觉失礼悻悻而返。

我们无法悉知，弘一法师在与独立大队（即闽中红军游击队）共处的时光里，弘一法师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弘一法师在目睹了“泉州事件”，听闻了两军对待百姓的态度之后，能够明白孰是孰非。弘一法师为保护泉州民众，破例做出当面告诫“钱阎王”的举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也是在这年仲冬，弘一法师为泉州承天寺结七念佛善友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这是继七七事变以来，弘一法师提出“爱国”“救国”的又一次呐喊。这份精神，既是号召佛弟子要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也是向“钱阎王”这样的国民党军申明，在全民抗日的当下，只有一心“救国”才是正途。

恤民说“良药”

弘一法师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一位思想开明、具有国际视野的先锋人物。即便是出家以后，弘一法师仍然非常注重与各界人士的互动，与人交往时平和友善，为人处世一片光明，尤其深知宗教团结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面对不同宗教，弘一法师和谐处之，绝无高低成见；遇到惑民邪说，弘一法师则当仁不让，守护庄严净土。

1935年5月14日，经传贯法师礼请，弘一法师驻锡惠安净峰寺。一日，钱山小学校长庄连福，想上山拜谒弘一法师，结果传贯法师听闻他是基督徒，于是以信仰不同为由拒绝引荐。弘一法师知道以后，责令传贯法师携四件书法作品和一部《华严经》登门道歉。据庄连福晚年回忆，传贯法师当时一直跪在教室门口等待。连福上前搀扶请他到室内喝茶，传贯法师口称赔罪，愧不肯坐，足见其心诚。

此事一传开，弘一法师的举动给当地基督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便有不少基督信众常到净峰寺中听法。弘一法师注重团结其他宗教，源自法师高尚的个人修养，也彰显了佛家“方行等慈”的教义。弘一法师在自己记录的《惠安弘法日记》中也写道：“八月五日至七日为亡父忌日，讲《行愿品》偈颂。七日听者甚众。听众多为基督徒。”

1941年5月15日，在传贯法师的护持之下，弘一法师移锡晋江福林寺。福林寺位于龙湖镇福林村檀林乡，由于村中多有在南洋经商者，所以这里商贾往来、经济繁荣。恰巧在檀林有一名擅长西医的基督徒杜医师，在檀林开设“杜安人诊疗所”，这年中秋节特地到福林寺拜谒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听闻杜医师虽然医术高明，但诊费昂贵，一般民众承受不起。趁此机会，弘一法师特手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相赠，并劝其体恤病患，普施贫苦，接济民生。

1942年3月16日，身体已经渐趋羸弱的弘一法师，将自己随身的西药十四种赠送给杜医师，还用“安人”作冠头联：“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希望以此感化杜医师。弘一法师以慈悲之心，晓以大义，深深影响了杜医师。杜医师致信弘一法师表达自己的惭愧、领受和感恩，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良心会驱使我，把我既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效法师‘慈悲众生’的婆心，真正地把‘关怀民瘼’的精神培植起业。”

当年4月3日，当杜医师听说弘一法师将要离开福林寺时，又致书撰辞深表折服之情：“此次法师亦以轻小我重大我之人生观相示，使材知世之宗教仅可视为一规模之团体。而其最高尚标的，不外为共同之美德，如博爱、平等、慈悲等是也。”1942年6月18日端午节，杜医师作四言古风，刻《弘一大法师飞挂福林寺纪念》木匾赠福林寺，记法师之德惠。该匾至今仍悬挂于福林寺。

抗战期间，总有人借乱世谋私利。当时在惠安一带就有组织巧立名目招揽信徒，弘一法师随即携传贯法师前往宣说正法，规劝群迷。更奇葩的是，还有人对外自称“有秘籍承揽弘一法师”，企图用弘一法师的名头做不法之事。弘一法师识破邪行，干脆地说道：“要么老实念佛，要么加入温陵养老院董事会做点实事。”犀利至此，可见弘一法师正直不阿的一面。

忧民付“遗嘱”

“草(艹+積)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这是弘一法师1933年驻锡晋江草庵时所撰的藏头联。弘一法师曾在致俞啸川居士的信中说：“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兴起仁民爱物之怀也。”“仁民爱物”的说法非常契合弘一法师慈悲济世的行止。

1938年11月27日，弘一法师在安海金墩宗祠讲《佛法十疑略释》，其中提道：“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二曰法施。出家之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近年以来各地所发起建立之佛教学校、慈儿院、医院、善堂、修桥、造凉亭乃至施米、施衣、施钱、施棺等事，皆时有所闻……”认为佛教慈善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慈善是最为体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事业。民国期间，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各地寺院积极开办学校、慈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泉州佛教界先后设有泉州开元慈儿院、泉州妇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晋江平民救济院等，弘一法师均亲临讲法，馈赠墨宝。

泉州开元慈儿院由泉州开元寺倡办，于1925年开始招生，专为孤苦无依的幼童提供栖身和学习的场所。1938年3月13日，院长叶青眼居士邀请弘一法师到泉州开元慈儿院做开示。讲解后，弘一法师还亲自为学生讲授美术课，并为开元慈儿院仁寿童子公园手书“离垢清凉园”。

温陵养老院是弘一法师经常居住的场所之一。1934年，旅沪富商伍泽民怜惜年迈孤苦老者无人赡养，考虑先前已有“泉州妇人养老院”，于是捐资两千元，在欧阳詹不二祠、朱熹讲学处之小山丛竹，开办“泉州男子养老院”（又名“温陵养老院”），由叶青眼居士任院长。弘一法师曾在温陵养老院补题“过化亭”。

弘一法师前后五次莅临温陵养老院，叶青眼居士对于弘一法师爱惜物力、慈悲老人的事迹尤为触动。弘一法师在温陵养老院居住期间，主动要求一天仅早中两餐，每餐只要一两个菜。最后一次居住时，弘一法师特地交代对他只要与养老院的其他老人一样就行，吃住不要搞特殊化。抗战期间物资匮乏，养老院提供给每人两盒火柴。由于弘一法师与妙莲法师同住，弘一法师圆寂后妙莲法师依嘱将火柴悉数奉还。叶青眼居士回忆，弘一法师在闽南弘法期间，“生活四事，无非三衣过冬，两餐度日，数椽兰若，一只粗椅而已”。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温陵养老院圆寂。先前，弘一法师已写好预备寄给诸位友人的遗嘱，并于圆寂前三天写下最后绝笔“悲欣交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弘一法师最后一份口述遗嘱，竟然是在圆寂前一天留给温陵养老院董事会的。这份遗嘱共四条：（一）请董事修台（即指过化亭一部分破损应修葺处）。（二）请董事对老人开示净土法门。（三）请董事议定，住院老人至八十岁，应举为名誉董事，不负责任。（四）请董事审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彼自己虽乐为助理治圃责任，应改为庶务，以减轻其负担。

弘一法师“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在临终前一日，仍心怀温陵养老院的老人，推己及人，以至群生。真可谓用心良苦，悲愿宏深。

□李明 文/图（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