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年来，我国扩大开放着力点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此间学者表示，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今后我国料将获得更大开放红利。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上，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直言，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难以适应当前国际新形势的需要，也难以给未来中国改革注入新活力。

在魏建国看来，如果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是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全生产要素基本组合的话，那么制度型开放则是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这种层级更高的开放不仅会在未来五年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发展红利，也将推动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也坦言，针对当前大国博弈、逆全球化升温等挑战，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融合，更好发挥中国超大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而制度型开放对提升开放水平意义重大。分析人士认为，要使制度型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我国今后应注重三件事。

其一，做好顶层设计。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推进制度型开放应加快顶层设计，提升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做好边境制度与边境后制度的衔接。魏建国也称，制度型开放要做好顶层设计，以问题为导向，拿出前瞻性较强、操作性简易、可行性强、政策到位的顶层设计。

其二，抓住服务业“做文章”。目前，中国稳居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据统计，202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已达5.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考虑到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和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制度型开放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分类推进服务业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对接，比如可以率先在医疗健康领域引入发达国家管理和标准等。他建议，应抓住全球经贸规则正在新一轮重构的窗口期，加大新兴议题的探索试验，以此实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突破。

其三，维护经济安全。此前，我国已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赵萍称，我国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反垄断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有效防范经济安全风险。（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