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期社交媒体上的网暴风波不断。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指导意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三部门就惩治网暴向社会征求意见，意在进一步规范网暴触法界限，强化网暴治理。网络暴力早已有之，成了网络治理的堵点与难点，如何破解？

本期嘉宾：周菊、孔德淇、南朔

应降低维权成本

□周菊（职员）

面对网暴这个“软刀子”，很多受害者感到愤怒又无力，主要是在维权时，频频碰壁，取证难、自诉难，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维权成本过高，往往不得已而放弃，仅有少量案件能够立案。比如，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受害者以诽谤罪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取证，并由自诉转为公诉，最终才取得审判的胜利，让造谣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可见，在发生网暴事件后，仅靠受害者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取证、自诉，需要进一步简化流程，降低维权成本。所以，《指导意见》明确，要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法律规定。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达到自诉案件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

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网暴受害者的取证难度有所降低，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成功率，有助于推动依法维权、以法制“暴”。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快速打击机制，在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网暴事件后，司法机关可第一时间主动介入，要求平台协助调查，锁定嫌疑人的账号、资料等，采集涉嫌网暴行为的相关证据，给予网暴者更有力的震慑。

需矫正“法不责众”

□孔德淇（媒体人）

以往，网络暴力由于涉及面广，具有隐蔽性和匿名性，难以追踪和定位，给从严从重惩治带来了一定困难和障碍。国家网信办去年11月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从解决问题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有效举措。

鉴于此前缺乏专门立法，现行法律规范多具综合性或单一要素性，此番出台《指导意见》则通过官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若实施网络诽谤、侮辱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司法，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错误倾向。

观察《指导意见》全文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金线原则”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要充分准确把握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考虑一个普通人针对他人言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有时难免做到客观公正，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而对普通人行为“松绑”的同时，对真正涉及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行为，体现从严惩治精神，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一松一紧之间，传递的是公平正义的法治观。

法治的进步不只是法律条文的迭代，还需要在与社会的紧密互动中，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建立更加完善的网络安全监管体系，提高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和约束力度，以及公民的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意识，使网络暴力行为无处可藏，从根本上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

有共识更要有共治

□南朔（研究员）

当网暴发生后，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因为网暴是非理性的，只要一个人卷入热点事件、卷入是非判断里，就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缘于此，我们呼吁，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这也早已是社会共识。遗憾的是，共识是共识，现实是现实，目前来看，共识并没有完全照进现实。一些“二次伤害”甚至是“次生危害”，还是时有发生，一些人成为无奈的牺牲品。

那么，就治理网暴而言，不仅需要事后的震慑，也需要事前的防范。在事后震慑上，除了普通的封禁账号外，法律也不断完善，这一次的《指导意见》可谓众望所归。而在事前防范上，技术升级、平台责任也应提上议程，对于一些敏感词汇、一些情绪表达，平台理应经过技术过滤或是加强人工审核，如此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网暴的可能性。网络非法外之地，但需要平台与监管部门共同治理。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悲剧不能重复，也不应循环往复。治理网暴需从共识走向共治，个人、平台、监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尽一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