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案头有一把戒尺，用粗硬的茅竹削制而成，有半厘米厚，因岁月久远已经被摩挲得平整光滑，甚至泛起一层黝亮的包浆。

父亲先后在邻近几个村教过课，他性子急，嗓门大，生气的时候眼睛一瞪，闯了祸的孩子往往还没等挨上戒尺，腿肚子就吓得打战了。

也有极个别顽劣不羁的孩子是不惧怕他的，比如村东头屠户家的孙子彪仔。彪仔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他从踏进校门开始，就四处撒野闯祸：抓死蛇放进同学的抽屉里、往老师水杯里倒粉笔灰、用弹弓“修理”学校的窗户玻璃……在学校打架惹了事，老师便寻上门去找彪仔的祖父说理。

彪仔的祖父阿光是位屠户，见着老师倒也客气，端茶倒水好声好气招呼着，理却是一步不让：“孩子们在一起玩闹，你推我一掌，我搡你一把，也谈不上谁欺负了谁。”说急了，他便拎起彪仔的衣领，倒提着骂道：“你这死仔，不如丢到大埕喂狗去！”彪仔好比老水牛掉进井里——有力也使不上了，嗷嗷叫着：“我下次不敢了！”老师们遇上这样的架势，也不好再说什么，反而赶紧劝着把彪仔放下来，叮嘱他以后好好学习，这事就翻篇了。

父亲接手彪仔的班级时，他已经上三年级，第一天就来了个下马威——他用小刀把我父亲的摩托车坐垫割开了一刀10厘米长的口子，露出里面的海绵，仿佛裂着大嘴巴嘲讽：你们能奈我何？

彪仔横着头攥着拳头，像一头蓄势待发的小野兽站在父亲的办公桌前，随时准备发起反抗。父亲的戒尺没有落在彪仔身上，只是把他的小刀没收了，罚他在操场上跑十圈。

刚开始，彪仔还能边跑边吹口哨，惹得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哈哈大笑。到了第八圈，他的腿就软下来了，灌了铅一样拖着往前挪，这时候父亲领着全班同学跟在他屁股后面，赶牛般“嗨哟嗨哟”喊着，他涨红了脸，咬着牙跑完了全程。

整整一学年，彪仔三天两头就被罚跑。跑步似乎消耗了他无处发泄的戾气，把他的性子也磨平了。虽然有时候上课还是趴着睡觉，但起码他不再捣蛋了。

父亲也有其他办法治理彪仔：跟人打架，就领着双方去打沙包，谁先停下就得抄100遍对方的名字；抓毛毛虫吓唬同学，就领着去地里抓一盆不同种类的虫子，向全班同学介绍虫子名称，介绍不出来就得顶着盆子罚站听课；翻墙进学校，就领着在操场上做俯卧撑、翻跟头，做不完就负责把校门口的栏杆一根一根清洗干净……

直到小学毕业，彪仔都没有领教过父亲手上戒尺的滋味，却对父亲有了敬畏感，在学校也不捣蛋了。逢年过节，屠户阿光还带着他提上两斤卤熟的猪头皮到我家答谢师恩。父亲每次都交代他：“要把狠劲放在学习、运动上。”

彪仔的成绩始终平平，初中没学完，就溜出去打工了。父亲知道后，拎着戒尺找到屠户阿光，父亲说：“我已经没有资格教训你的孙儿，但你得管。”屠户阿光把胸脯拍得乒乓响：“我一辈子也是做工，我孙儿咋不能去打工！”父亲把戒尺搁在茶几上，茶也没有喝一口，扭头就走，他留下话：“龙有逆鳞。以彪仔的脾性，出了社会要闯祸的！”

夜里，彪仔双手捧着戒尺，恭恭敬敬地来归还。他双掌朝上，低垂着脑袋，眼睛不敢望向我的父亲：“叶师，书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父亲举起戒尺，用力往他手心里打了几下，清脆的击打声回荡着，像一个个感叹号砸在两个人心里。

身高一米八的彪仔眼里噙着泪花，小声地辩解：“不打工，我也干不成别的啊！”收回戒尺，父亲严肃地对彪仔说：“不读书的话，就争取到部队去当兵吧！”

后来，屠户阿光时常调侃自家门牌上的“光荣之家”是挨了戒尺换来的。

我的父亲退休后，听闻彪仔在部队入了党，当了排长，他望着案头那把黝亮的戒尺，浮现一丝笑容，心里的那个感叹号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