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我出生在南方的小县城，从小到大，除了求学的几年，一直生活在小城。能够拓展我对外认识的，就是图书馆。

那会儿的县城图书馆，在一栋老旧简陋的二层楼里，一楼是外借的，一个封闭的大房间，有点像现在的医院收费，管理员坐在窗户口，我们按照目录挑选好的书目，把看中的书籍和编号写在纸张上，递交过去，由别的管理员帮我们寻找。图书馆是有阅览室的，规定只能看书不能说话，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在那里，我们都是借回家看。

那会儿总是爸爸领着我去，爸爸骑着自行车，这头“铁马”有点笨重，有条横杠子，后头是可以载人的铁制座位。爸爸把铁杠子和副座都绑上破衣服，不硌人，避免屁股因为颠簸而受罪。哥哥个子高，坐后头，我矮，坐前头的横杠上，坐了几次，我嫌横杠子不舒服，闹着坐后头，爸爸就让哥哥和我换位置，哥哥坐前头，不能挡视线，就得弓着背俯下身子。

很多书借回来，我跟哥哥读不懂，可以让爸爸，还有外公他们讲给我们听，喜欢那种围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感觉。那会儿，要办借书证，要办押金。印象里，借书证掉过一次，爸爸原路返回去找过，没找到，很沮丧的样子，那时候，他的工资好像只有30多元。

读到中学时，我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竟然配有可以外借给学生的图书室，虽然只是一楼空教室改装的小书室，也就只有两三千本书吧，已经是意外的喜悦了。图书室每周只有三天的中午时段可以借书还书，也是在窗口交接，每一次，我都是早早等在那里，排着队等着轮到我，三年时间，我在那里啃完了《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一系列大部头的世界经典名著。还记得，我等在檐下的时候，房前的树影婆娑，日光跟着我们的队伍移动，有时亮有时隐，那是我对校园美好的记忆之一。

再大点，我读了师专，师专很破旧，校园设施还没有我中学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好处是图书馆。是像模像样的几层楼高的图书馆啊。师专的功课很清闲，上半天歇半天，晚上夜自修也不怎么管。我待在里头，读过很多畅销的小说，通俗言情小说像琼瑶、亦舒等，想象自己也有梦幻的爱情，想象自己像三毛一样走遍千山万水，想象安妮宝贝式的都市小资情调是怎样的，我也在那里开始读尼采、读叔本华，那会儿，我很喜欢周国平的作品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多年以后，我如今把周国平和余秋雨剔除出了我的阅读名单，我觉得他们的作品里有种文人的造作和虚伪，但我依然感谢他们在我年轻迷茫之时的指点，还有他们关于尼采与苏东坡的写作带给我的震撼，带动我个人精神的一种突围。

我工作、结婚、生孩子，后来辞职了，自由职业，做过网店，做过家教，然后专职读书做撰稿人，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恍惚而过，日子就像西西弗斯手里的石头，很少有变动，每天都在重复，这种重复对我不再是苦闷，它变成了我在庸常的生活里可以掌握的一点幸福。我的书，一本一本、一本一本，慢慢地跟着日子增长了。无意之间，我建起了我自己的“图书馆”，属于我的，全部属于我的，充实的、丰盈的，看得见的、能够触及的快乐和满足啊。

我是我城堡的国王，我的肉身依然待在小城，而我的疆域可以无限地拓展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