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晋江，却并不感到陌生。

世纪大道两边深紫浅紫的羊蹄甲花，老宅子门前气根壮实的大榕树，灌入耳中七声八调的闽南语，以及扑面而来的那一阵阵软润的冬天的风，都让我恍惚曾经来到过这个城市。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直到在梧林那间侨批馆里，看到墙上陈列的一封封家书，一只只四角用红蓝色块框起来的航空信封，一枚枚缺角破损的异国邮票，我才进一步确认这种熟悉的感觉，来自我童年记忆中那些旧人旧物。

作为一个“侨三代”，我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华侨爷爷。爷爷在父亲刚出生不久，就跟着村里的壮年一起，到泰国谋生，一去就是四十多年。

父亲仅存着爷爷一张黑白半身照，年轻的爷爷穿着西服，大背头、高鼻梁，目光深邃。那张照片顶端印着一行小字“南洋照相馆”。我无数次看过这张照片，却一次都没见过照片中这个人。

与爷爷相关的，还有几封被父亲像宝贝一样珍存下来的信。这些信在父亲家乡潮州话里叫“批”，跟晋江的闽南语一样。这一封封侨批，就是爷爷存在过的证据。

纸上字迹漫漶的寥寥数语，诉说着爷爷彼时的境遇和思念，而在那些信的末尾，总会有对托带回家的钱物作几句交代。“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家乡眷属汇款和书信的合称”，我在晋江华侨博物馆的墙上曾读到对“侨批”的解释。

从情感到物质，“侨批”是侨眷在艰难时世的唯一支撑，也是华侨在外敢闯敢拼的动力和信念。

晋江“十户人家九户侨”。上世纪初，像我爷爷那样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经历的大有人在，像我奶奶那样站在门口，翘首苦等“侨批”的眷属比比皆是。

“起厝建业”是晋江华侨的宏愿，如同燕子衔泥归家筑巢。华侨在外边赚了钱，第一件大事就是返乡起大厝，既是为家族光耀门楣，更是为后代立起表率。

在晋江，无论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五店市，还是“十五分钟生活圈”休闲区梧林村，皆以一大片红砖红瓦的大厝为主要建筑。红砖大厝稳稳地附着于土地上，而屋顶却是清一色地飞扬，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如划过天空的羽翼。

这种“燕尾脊”是红砖大厝的一个重要标志，屋脊的线脚向外延伸，凌空分岔，像极了燕子的尾巴。而在这些屋脊的下方，必会砌有一道凸起的横槽，那是人们专门预留给鸟儿栖息的位置，命名为“鸟踏线”。

大屋顶上栖归燕，鸟踏线上留倦鸟，是中国传统的家的意象，也是游子思乡最为直接的心境。这一间间在晋江土地上立起的大厝，何尝不是华侨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封侨批？

作为晋江华侨最密集的梧林村，如今仍保留着最为完整的华侨建筑群。有红砖厝，也有小洋楼，中西合璧，见证一代华侨的奋斗历程。

洋楼虽是外番建筑的模样和格局，但无一处不充斥着中国元素。花岗岩大门框上有古朴的中国山水楹联，门路看埕堵上刻着古诗、格言，权当家训，使后人于进出之间获得熏陶与教益。

在一座五开间两落的双层楼上，更将“胸怀祖国”的四字牌坊立于门楣。

最触动我的，是一些未曾修葺完整的楼宇。那栋矗立在村中地势最高处的“五层厝”，从外部看，主楼已完成，罗马柱贯穿于五层楼间，刚健典雅，围栏雕砌，推开紧闭的铁门，没想到室内竟像是今天尚未能交付的“毛坯房”。

当地人告诉我，这栋五层厝建于1936年，主人蔡德鑨是个成功的华侨企业家，先后四次返乡建厝，“五层厝”是他精心斥巨资所建。大楼主体完工时，国内抗战爆发，蔡德鑨及其家族心系国之危难，投身抗日，慷慨解囊，将准备用于装修的钱悉数捐赠出来支持抗战。

如同摁下了时间的暂停键，“五层厝”以一种“过去进行时”的时态，停留在了那个年月的记忆深处。

在梧林村，类似“五层厝”这样，在建造期间先国后家，为成全国之大业而舍弃家之小业因此未曾完工的建筑有不少。那栋西式钢筋水泥建筑“朝东楼”，华侨主人别出心裁设计了当时国内罕见的电梯，却由于捐款抗日，电梯没能安装上，如今空留一深井。

我站在电梯井底部仰头看，如同看到一截幽深的命运之咽喉，诉说满腔热血的家国情。这些未曾完成的建筑，就像是一封封修自烽火年月的侨批，从过去寄往了今天，从乱世寄往了和平，让驻足于此的人们收到了一封封不能忘却的纪念。

时至今日，晋江侨的身影仍无处不在，以一种“反哺”的姿势雀跃于晋江的建设中，晋江侨的经验更是“晋江经验”重要的一种。

他们爱拼敢赢，勇于创新，心系家国，在海外获得了财富与名望之后，如燕子一般，衔食喂母，报效家乡，为晋江这座城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华丽的篇章。

在养正中学新校区，我看到一座座气派的现代化教学楼，这些楼多以捐资者的姓名命名。

如此光明正大，不避不讳，不是出于个人的虚荣，更不是借此扬名立万，而是为了明确地将自己的责任与大楼的运行紧紧相系，以期自己的后代能一直延续对大楼的投入，同时也为了激励更多人来此捐助。

我沿着那一排排高楼走过去，看着那些于我而言相当陌生的名字，如同看到一封封满怀希冀写给未来的侨批。

“自从别后，念切依依，心注遥遥。”这是挂在梧林侨批馆墙上一封家书的开头语。事实上，我读到很多侨批都有着类似的开头。我不止一次看过父亲夹在书架深处的一封信，因为年深日久，折叠处几欲断裂，展开信纸需小心翼翼。

爷爷的字清瘦有力，短短数行，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节制的思念和殷切的嘱托，“唯望吾儿勤力读书，出人头地，报效祖国……”这个我未曾见过面的华侨爷爷，未能遇到好的时代，直到耄耋之年方得以落叶归根，与早已离开人世的奶奶共葬一墓。

跟当时很多普通的华侨一样，爷爷并没能在海外闯出一番广阔天地，也没能返乡起厝建业，但我父亲却依靠他的一封封侨批，获得成长过程中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舞，从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走向了重点大学，最终得以改变人生命运，过上了好生活。

在晋江数日，我总是会想起那个未曾见过面的华侨爷爷。注视着一只栖在“鸟踏线”上安静地梳理羽毛的小鸟时，我忽然很想给他写一封信。

（作者系浙江文学院副院长、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该文为“产·城·人——‘晋江经验’的文学书写”新年名家笔会作品，首发于5月2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