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缝纫机是父亲买的。母亲经常把缝纫机的故事讲给我听。

多年前父亲退伍回家，与我母亲谈婚论嫁。父亲幼年丧父，虽然家里是个大四合院，但其实家徒四壁，且不谈家具衣被，连存粮都不多。

母亲知道父亲有一笔退伍补助金，担心他大手大脚乱花，就央求他给买一台缝纫机。父亲有些迟疑，缝纫机在农村那可是稀罕物，要花一百多块钱，在20世纪60年代，那可是一笔“巨款”。父亲质疑道：“你会用缝纫机吗？”母亲嘴上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会！”其实她心里没底。她只是在镇里读中学的时候，观察过临街铺子里别人用缝纫机做衣服。

父亲费了半天力用板车把缝纫机拉了回来，山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瞧这稀奇物。白天跟母亲跟社员上坡挖地挣工分，放工回家后喂猪做家务，晚上点着煤油灯捣鼓缝纫机。家中积攒的几块新布料，用粉笔画出衣服的尺寸轮廓，仔细裁剪，将拼接起的布料放到缝纫机上，随着脚踏声，一针针穿进布里，犹如俏皮的鸟，哒哒哒地啄着。

当母亲穿着自己缝纫的新衣服到队上开会时，村民的注意力都不在主席台上，而在母亲的新衣服上了。母亲就这样给自己做的衣服打出了广告。队上的人陆续拿着布料找过来。当时缝一条裤子能挣四毛钱，做一件上衣也能挣四毛钱。父亲被生产队安排到十几里外的学校教书。教书匠挣的工分连一家几口吃饱都困难。母亲的手艺改变了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帮一家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一件件新衣服从母亲灵巧的手中呈现，在村民的身上逐一展示。

我们在四合院的老屋陆续出生以后，穿的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我大姐迄今记得她五六岁的时候，母亲给她做了一条宝蓝色背带裤，白色绣花衬衣，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是超级时髦的穿着。她自豪极了，两手装进背带裤兜里，走模特步，从村头晃到村尾，收获大人小孩羡慕的目光。人们背后都说：“她母亲手真巧，把孩子打扮得像城里娃！”

母亲对缝纫有一种天生的热爱，起早熬夜踩缝纫机，从没有听她抱怨过。可当我们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嫌弃母亲缝制的衣服太土了，我们更愿意去市场上购买那些样式新颖，还有花边点缀的衣服。母亲渐渐地不再为我们做衣服了，只用缝纫机来补旧，或者给她自己做内衣和改良旗袍。但搬家多次，那台缝纫机一直跟着母亲。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缝纫机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以及家庭的变化。我们一个个成家搬离，母亲的家越发冷清，只有缝纫机常伴左右。母亲经常抚摸着缝纫机对我说：“这老物件比老朋友还亲啊！”母亲满眼柔情，声音也温柔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