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蹒跚迈出第一步，于父母而言是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在人类学家眼里，我们祖先迈出的第一步同样意义重大。美国人类学家杰里米·德席瓦尔在《人类的第一步：直立行走如何塑造人类》一书中探讨了古人类相较于灵长类“近亲”的变化，提出：直立行走并非一种新的运动方式，而是“旧方式应用于新环境”。

追溯考古学证据，来自不同地区的骨骼、脚印化石显示出多种不同的两足行走方式。这些差异，或是源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两足行走无疑有许多好处，譬如随之而来的脑容量增大、使用工具、发展语言，但也有不少缺点。且不说对肌肉和骨骼的损害、内脏下垂之类的疾病、女性生育的困难，就说在改变发生之初，两足行走也让我们行动缓慢、易被捕食。德席瓦尔说，人类中的田径金牌得主比起四足动物中的运动健将，跑步速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我们不得不掌握一些生存智慧，像是避免在捕食者活跃的时段出来活动、集体行动等等。

集体行动也是德席瓦尔在书中格外强调的一点，他说：“猿类的成功大部分归因于我们的同理心、宽容、合作能力。”两足行走带来的好处使我们强大，令我们脆弱的部分却由同理心来克服。两足行走后，腿和脚一旦受伤，会严重影响生活，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者们，或会威胁生命，得到同伴的照顾就至关重要。直立行走后，女性生育也成了一种社会活动，不光是分娩过程中需要女性同伴的辅助，携带幼子，或是在劳作中照料彼此的孩子同样需要相互信任。群居生活，步调一致地抵御外敌——可能是猛兽，也可能是危险的“其他人”——亲密共赢的社群关系逐渐建立。这里的“步调一致”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德席瓦尔提到，两足行走的人类真的有跟同伴保持步调一致的倾向。如果是一群人走在一起，是走得快的人迁就走得慢的人，还是走得慢的人追赶走得快的人呢？研究发现，大家都默契地向中间靠拢，也就是说，“下意识确定一个使整个群体能量消耗降至最低的最佳速度”，简直是人体内置的精算机器。

同理心还促成了现代医学、医院、轮椅、修复学的发展，支撑起一个更大的“群体社会”。数百万年前，用两足支撑起身体的古人类或许只是在做一次微不足道的尝试，没有期许、没有掌声，却跟承载父母热望的婴儿一样，积蓄了改变的无尽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