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以踩三轮车为生，三轮车斗可以拆卸，装上坐斗就可以乘坐，常在城南桐城饭店载客。车工自备名签，挂在墙上，按顺序出车，那里曾是国道324线与泉州中山路的交界处，客流量大。

如果有货，父亲便会卸下坐斗载货。上世纪60年代左右，石油公司分配给单位的油种，大多用油桶盛放，每桶三百多斤，一车可装三桶，当年油桶紧张，每次换油种时，都要把桶洗干净。父亲很有想法，承揽了这活。在我们居住的古大厝里，他用几块条石垒起简易灶台，把油桶置于灶台上，往桶里注水，点燃杂木加热，然后加入“药饼”，让热水溶化残油，再放入小铁链放在地上摇动，这样油桶就被洗得一干二净。这是技术活，因而工钱也比较高。

当年泉州没有氧气厂，氧气瓶要载到厦门杏林氧气厂灌装，邻居吴先生是水产公司采购员，经常到外地出差，有一次父亲载氧气瓶到杏林，吴先生要到厦门坐火车，两人约定在旅社见面。于是我跟吴先生乘坐客车到厦门，父亲到旅社接我，然后带我到厦门轮渡玩，第一次看到大轮船，我非常兴奋，在渡口吃了一碗花生汤，父亲告诉我要去其地方玩，路程中经过了一条很长的石板桥，时值涨潮，海浪溅上桥面，我很害怕，父亲说：“你抱住我的腰，不要怕！”

我坐在三轮车后架上，紧紧抱着父亲，午夜时分到家后方知受骗，原来是载我回家了，我便躲在桌下号啕大哭。我家位于内港码头旁，父亲跟渔民很熟，有一年腊月午后，我们坐着三轮车一起从第六码头上船，两桅的木帆船刚驶到蟳埔海域，船随波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坐船，开始晕船，呕吐不止，连胆汁都吐了出来，至午夜才到祥芝，上岸后休息了很长时间才恢复神态。渔民捕到大鱼群，当时没有冷冻设备，只能便宜卖掉，如果捕的量少，价格就高，正所谓“鱼金鱼土”。我们买了鳗鱼、带鱼、墨鱼，把鱼装在竹篮里，放在三轮车上，经公路骑回家，邻居早就在家里等候，因为没加价，大家乐呵呵称赞：“很新鲜，很新鲜！”

采购员张先生是父亲的朋友，经常雇父亲拉货到渔业社，有一次我给父亲“掩车尾”，三轮车载了五百多斤的货物，我们从市区东门出发，公路上铺着沙土，两排是高大的木麻黄，沙粒随风吹打着幼润的脸颊，辣痛！辣痛！只能眯着两眼。惠安“安固崎”陡又长，坡下有小伙子帮助推车，每推一次两毛。为防止三轮车倒滑，父亲放下车架上的小木棒，这种木棒随车在路上拖动，车子只能前行，倒退时就被木棒挡住，父亲背上拉绳，走在车前，一手扶着车把，控制方向，三个人低着头使尽全力，车朝着S型的路线缓慢前行，到了坡上大家已经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晚上我们住在村民的“新人房”里，当地长期有一种习俗，结婚后女子没生孩子前，是不能长住婆家的，因而许多“新人房”只住男士，岛上淡水稀缺，主人吩咐洗脸、洗脚水要留着浇菜。

父亲的三轮车是我家早年重要的生产工具，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渗透着默默的父爱，也伴随着我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