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去世了，享年九十五岁。因疫情不举行追思仪式，亦合伯父生前简俭行事，想来戚戚，往事历历。

1930年，伯父三岁时，他的父亲因革命队伍出现叛徒，在家中卧室连中三枪，牺牲时年仅28岁。后来，伯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上学读书，子承父志，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奋战在泉州司法战线。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工作养成的习惯，听伯母和长辈说，伯父从未和家人谈公事。

伯父身材高瘦，言谈和蔼，每次回老家，必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一袋糖果让早已围候在屋里的孩子们撒欢去，然后必去儿时玩伴家拉家常。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伯父工资很高，一个月一百三十多元呢，可就这样经常被他散财散没了；第三件事就是每次从小伙伴家回来，伯父一脸凯旋的满足感，从口袋掏出小梳子，到脸盆里沾一下水，双手左右开弓把头发梳得水灵灵的。

我和伯父交集比较多，伯父一年回乡十余次，每次都会给我几本本子或三两支铅笔，看看我的奖状。那一年高考，我落榜了，在原学校继续补习理科，那年11月的一个午后，伯父出现在学校里，和蔼地建议我转文科，于是我第二天就转到文科班。上大学后，每次家中汇来的生活费若超过二十元，定有伯父添的十元八元。

“手心要放直，不贪小便宜。”伯父讲这句话的语调、神情，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自从我工作踏入社会，不管是电话还是见面，这句话好像是他请我的“开胃菜”，每次必上，这份见面礼，反复使用。我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曾找伯父：“伯父，你能不能给我关照关照，提携提携？”那一刻，伯父的脸瞬间黑下来：“你想干什么，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我的心跳一下子拉直成一条平线。从此，我再没向伯父提出过“关照”的事。

工作三十多年，有一次，我回老家，母亲问我在福州从事什么工作，她说邻里关心，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才想起来，我从未和父母亲谈起工作的事。伯父的那道“开胃菜”，已滋养我的身心，融入我的记忆。每年暑期，伯母都会叫我去泉州家里住上一两周。记得一个大夏天，午餐时，伯父穿着背心便走出房间，他身上的背心早已洗搓得发白，很多地方都已脱线、破洞。

工作后，每当我在教育、社保、医疗、征地拆迁、城管等民生工作推动中遇上困难，我都会想到伯父，会提议和同事走到困难群众家里，走进他们的家门看看。有一回，区里试行给50岁及以上的困难群众增缴养老保险，由政府给每人每月补100元，其他分档由个人缴纳，60岁后可多领一些养老金，好政策却推进很慢。调研后，我决定分组晚上入户，到居民家里现场办公。如此，居民也深受感动，一个晚上可以帮我们呼来十户八户，本来三个月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全部完成。

2003年，我到一个区的教育局主持工作，当时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要拿到政府一年480元的公用经费，要身份证、户口簿、父母结婚证、独生子女证等各种证明，许多家长回老家办这些证明成本比480元还多得多，又不敢不遵守。我们入校了解情况后，迅速研究取消所有证明，只要孩子坐在教室里签名，政府就认，就给公用经费，真正落实了这一优惠政策。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是伯父留给我的宝贵财富。世事沧桑，如今我越发感慨伯父在我成长路上给予的那份关爱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