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就到磁灶开设诊所，母亲协助他，平日里既要当助产士，还有一堆繁重的家务，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熟悉她的乡亲看着不忍心，自愿到我们家煮饭、洗衣服，做些杂活。

恩典姐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不但到我们家帮忙，还硬是认我母亲为谊母，一口一声“阿母”叫得很甜。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恩典姐照顾我就更多些。有一次我在床上玩火柴，傻乎乎地把划过的火柴扔到床后，蚊帐烧了起来。我吓坏了：“恩典姐快来！恩典姐快来！”恩典姐赶来了，见到蚊帐着火，急忙用脸盆打水浇火。火被浇灭了，我也被浇得湿淋淋的。这也难怪，恩典姐当时也还是个大孩子。

还有一位红菜姐，她比恩典姐大几岁，那年她难产，母亲为她顺利接生，在她的要求下还为她难产的女儿起名“雅音”。渡过险关之后，她也非要母亲认她当干女儿。红菜姐身体健壮，大嗓门。她常到我们家帮忙洗衣服，每次都是一大筐，洗过的衣服特别沉，她很轻松地提起，霍霍霍就快步如飞从溪边回来；衣服一件件上竹竿晾晒时，她总要一边忙乎，一边高声地说笑。父母亲原是不肯认什么干儿子、干女儿的，没想到还是推不掉，认了一个恩典姐，又认了一个红菜姐。几十年间，两位乡下的谊姐一直和我们密切往来，直到去世。

还有几位，或是在我们家住过，或是我们家的常客。

记得有位叫阿敬，高个子，大脸庞，却是小脚，说话轻声细气的。有时没到吃饭时间，我叫肚子饿，她便给我炒剩饭，下点油、切些葱头，爆点盐花，饭就炒好了。但她的绝招是在后头：只见她一边把火熄了，一边利索地打个蛋，打匀后往炒饭里一圈圈地浇下，手里的铲子不停地翻搅，蛋靠锅底的余热熟得嫩黄，恰到好处。她的蛋炒饭，我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

那时我们家里有两位常客，一位叫阿国，一位叫孝排。早年乡村交通不方便，轿子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父亲到路远的地方出诊必须坐轿。阿国和孝排是父亲乘坐轿子出诊固定的轿夫，两人都尽心尽责。孝排年纪比阿国大，老实巴交，半天听不到他说一句话；阿国就不同了，健谈、风趣。有时父亲请他吃点什么，客气地说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能不能吃的？”阿国回答说：“能，我什么都能吃，石头吃了也会化！”

20世纪50年代，我到离家20里地的凌霄中学念初中。有时星期天下午赖在家里不走，星期一一大早才雇辆自行车载我赶回学校，父亲就联系武义兄干这事。靠自行车载客的武义兄住在我们家对面山头，远远喊一声他就能听见。武义兄已上了年纪，体力不强，踩车快不了，但一路上，埋头一下一下慢慢地踩，每一次都能准点送我赶赴上课。

父亲在磁灶开设诊所44年，每当想起这些到我们家帮过忙、给我恩情的“异地乡亲”，我总是热泪盈眶。不是亲人的亲人，他们可敬可亲的影像永远嵌在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