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既好学又贪玩，每天放学老不着家，不是跑去镇上书店看连环画，就是跟同学随便找个空地“练武”。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我，总是笑而不语，拽我回家，盯着我吃完饭，便又由着我去，从不向父亲“告状”。

1984年我小学毕业，幸运地考上惠安一中。后来班主任告诉我：“当年学校有4名同学上线，排你前面的女生选择就近入学，而你母亲坚持不放弃，你才被录取。”依稀记得开学前一天晚上，母亲把一个从村里天后宫祈来的香囊，小心翼翼地放进我书包里，一脸虔诚，再三叮嘱我不能弄丢。母亲一辈子没上过学，只能用这种方式寄托对儿子的牵挂和祝福。

那时候父亲在南安工作，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母亲操持。母亲娘家在南安九都镇，山美水库旁边，那里水田多，村里人男耕女织，生活甚是安逸。当年的惠安被谑称为“地瓜县”，母亲远嫁过来，必定是要学做农活，个中辛酸唯有她自知，我不曾听见她向谁诉苦埋怨过。打我记事起，犁地、锄草、施肥、戽水等等，母亲已然驾轻就熟，家务同样打理得井井有条，没让我们姐弟仨挨过饿、受过冻。后来农村经济发展了，老家的田地大多被征用，母亲也逐渐上了年纪，就到村里一家针织厂干些杂活，每月的工资竟然比刚参加工作的我还高。“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坚定地认为，东坡先生写下这词句是为了赞颂天下母亲，尤其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农村妇女。

母亲不善言辞，人缘却挺好，颇得邻里信任和敬重。一个堂伯母大我母亲十来岁，家境殷实，每次老人家要去外地找子女住段时日，出门前总是把家中贵重物件装进一个木箱，交给我母亲保管。母亲把它藏进衣橱，内外上了两道锁，绝不让家里人碰它。后来母亲来县城帮我带小孩，结识了几个同样陪读的老奶奶，很快便熟络起来，有时还吩咐我帮她们处理一些小事情。现在孙女上了大学，老人家“荣归故里”，厝边几个大婶时常来找她，边拉家常边玩牌，家里热闹得很。好几次我回家瞧见了，母亲有点忐忑，怕我责怪她没照顾好父亲。看我热情地给她们端茶送水，她才又开心地“忙碌”起来。

前些年母亲一直催促我跟我弟一起在老家建房子，宅基地还是以前她申请的。那块地本来就不大，早年母亲又答应让出一小块给后面那户人家砌围墙，于是我们就合计从二层起出檐二三十厘米。不料母亲去跟邻居商量，回来后有点沮丧，说楼上出檐不美观，遇到下雨天，雨水还会溅得到处都是，影响过往行人，干脆放弃。我理解母亲言语背后的无奈，她定是争不过人家，或者根本不想与人争，即使她曾经很大度地“割地示和”。后来房子方方正正地建起来了，外观确实挺好。

母亲生我那年是鼠年，那是她的本命年，我的生肖自然跟她相同，生日也接近，按遗传学来讲，我俩性格应该相似。年幼时我很黏母亲，既让她高兴过、骄傲过，也让她伤心过、担忧过。长大后我对母亲并不是很好，有时会大声呵斥她几句，有时看她吃剩饭剩菜，就把它倒掉。也许是大男子主义作怪，也许是骨子里自诩有点文化的傲慢，也许是年岁渐长却仍“奈何俗人一身愁”的焦躁，细思不由悔极。

人生如逆旅，草木有本心。我不赞同钱钟书所说的“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我更愿意相信梁晓声说的：“文化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因为照此标准来看，母亲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