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衣服尽量穿宽松一些。”浙江杭州一企业职工王菲菲怀孕后，并没在第一时间与公司同事分享喜讯，而是选择隐瞒。“之前有同事因为怀孕，绩效全被扣了，所以能瞒尽量瞒，等年底评过绩效后再说。”就这样，直到孕22周，“实在瞒不住了”，王菲菲才告诉公司自己怀孕了。当下，“隐孕”已成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担心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是很多职场女性选择“隐孕”的重要原因。

显然，在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消除职场歧视的背景下，“隐孕”已经不合时宜，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

本期嘉宾：王恩奎 刘天放 郭元鹏

消除隐形负担

□王恩奎（经济师）

“隐孕”实际上是一种女性就业歧视。用人单位的生育歧视现象由来已久，背后有用人单位的经济动因，一旦遇到女性员工怀孕生育，用人单位要为遵守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付出相当的经济成本。

很难想像，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鼓励生育以及法律不断完善的今天，女性仍会因为生育这一天然的生理属性，成为被不断伤害的对象。

从法律角度、社会稳定、女性成长的角度来讲，这种歧视非常不可取。从企业角度，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似乎可以理解其做法。企业讲究效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是歧视女性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诚然，三孩背景下，政府可以在税收、育儿补贴等方面给予一些倾斜性政策支持，要在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女职工孕产期产生的成本。但作为企业，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自觉履行社会的责任，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正确对待和自觉维护女工怀孕生育权利，合理安排照顾她们工作，决不能搞就业歧视。有关部门应向生育歧视亮剑，依法予以严厉惩罚。当女性员工遭遇生育歧视，应该勇敢地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大胆向生育歧视说不！

说到底，就是别让“隐孕”成职场女性“隐性负担”。

难在“分摊成本”

□刘天放（教师）

实际上，职场“隐孕”近年来一直备受热议，前不久，“隐孕”话题冲上热搜。毫无疑问，“隐孕”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虽说“隐孕”本身并不违法，但这种不诚实、不守信行为，使个人形象受损，职业发展受影响。而对于企业来说，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使效益下降，这是“双输”。

更严重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僵持下去，就不是“双输”而是“多输”了：女性的生育权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而企业聘用女性员工的积极性备受打击，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或将进一步加重。这种恶性循环，即企业更不愿意再聘用女性，而女性的各项权益都将得不到保障，想想都可怕至极！

破解“隐孕”难题，仅靠女性劳动者个人和企业这两者，必将是打不开的“死结”。既然包括“隐孕”在内的女性权益涉及方方面面，那么保障女员工的合法权利和福利，全社会都要负起责任。就是说，这类“社会事务”还得由全社会“分摊成本”。具体做法就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增加生育福利，给予企业更多的财税优惠政策等。

当然，对于侵犯女性权益的行为，必须加以惩罚，如对孕、产、哺期间，辞退女员工的企业，该惩罚的惩罚，这是守法底线。而如何进一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使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生育成本新路子，也使“隐孕”之类的无奈不再困扰个人和企业，尚需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生育友好还需努力

□郭元鹏（职员）

“隐孕”话题冲上热搜，有人指责劳动者不诚信，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负担；有人则认为，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有不得已的“苦衷”。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企业的担心和女职工的担心都是正常的心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倡导生育的时代，更好化解双方的担心，促进生育的和谐，打造正常的生育友好社会。

三孩背景下，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提升女职工生育意愿。一个方面是，需要让企业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只考虑企业的自身利益，而是需要多些社会担当，也要算大账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对于有关部门而言，还需要为企业降低不必要的负担。比如，对于企业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优惠等等，让企业不至于感到“自己吃了大亏”，通过各种方式，回应企业的合理诉求，分摊企业的经济负担等，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