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一隅，山环水绕，是我的故乡。

小山村，远离市区，沿海却不临海。多山、多小溪，山石便也多，“红砖白石双坡曲”，在我的故乡，红砖房是后来的新房，石头厝才是回忆里家最原始的模样。

“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子”的意思。摸着古厝中线的脉络由外走向里，门框的石头粗粝得能把人的手刮出红痕，染着颜料的石头壁画却愈发光滑如婴儿肌肤。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次大地震后，灾民们在颓圮废墟中，就地取材，用石头重建了家园，“石头厝”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我家的老屋是在曾祖父那一代建成的，用石头瓦砾筑起来的墙壁、台阶、房梁，色彩斑驳，形态各异，经过时间的打磨，终成古朴刚毅的“厝”。

组成厝的石头大小样式都有讲究。正大门的石头必须是“整”的、厚重的、直条条的两块石头架子立着做门框。若是选不到这般“顶天立地”好模好样的石头，也得找块大家伙，削成两条大门的框架，才有“合家团圆”“儿郎成材”的好寓意。到了春节，正大门的春联必须是最宽、字最大、颜色最红的，贴在白灰色的石头门框上，就像傍晚暮色里最抢眼的霞光。过节期间，古厝的正大门全敞着，迎接回到古厝的孩子们。

平时，老家的正大门其实很少全敞开，一般是半敞着，或是仅仅打开侧门。正大门是宽敞的，侧门便显得有些狭窄了，记忆中有关侧门的画面多些。

我的家乡，多山地、少田地，下田种稻子是极少的，粮食多是上街采买。更常见的是在自家旁的空地，或者古厝正中央的“天井”空地堆垄土地，划出小菜园，种些蔬菜，自给自足。

我家的空地就在东侧门边，与邻居家连在一处。倒也没讲究谁的地该划分到哪，挑个阳光适宜的好时节，一起翻地。一担担挑来土，边讲着话，边把土翻新。你家扶住锄头把土里的杂草一掀，我家就会紧随其后用小铲把底下的土翻出来。空气里都是泥土的味道，阳光在午后变得灼热起来，把土烤得松软。把天井潮湿角落里种的遍地棉摘一把，洗净后捣烂，配上冰糖佐料煮热，解渴、降火。

与邻居家的小孩坐在侧门的石头台阶上，小口啜饮，大人们指指点点着刚翻的地讨论种些什么。我们小孩也有样学样，指指点点着，争着抢着分出自己的地盘。这儿要种糖，那儿要种饼干，另一边要种玩具小车，争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过了几天，两家大人翻土时，竟从土里翻出小孩儿种下的零食和玩具，掺着泥土，收拾农具放到侧门的后边时，又看到一小堆新的、“还未种下”的糖和玩具小车，啼笑皆非。

长大后，我回到镇上上幼儿园，周末才回古厝。周日晚上父母来接我时，奶奶不舍，牵着我的手，穿过下房长长的廊道，从侧门走到古厝旁停车的地方，等我坐上车后，再一个人走回去。我回头，透过车窗，看到奶奶站在侧门里，站在古厝里，朝我挥手。直到她的身影融入白灰色的石头里，融入古厝之间，成了会晃动的点，我才转身。

慢慢地，孩子们也长成大人，古厝大门关着的时间越来越长，只留下侧门小小的缝隙。古厝，沉默着，等待归家的敲门声。回到古厝，我们站在侧门的长廊里拉家常，各色塑料袋装着洗好的菜、绑着包装好的鸡蛋，沉甸甸的，放满了侧门门口的每一层台阶，而后又匆匆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站在侧门里的身影佝偻了一些，门框的石头却还是直挺挺地立着。

时间，四季更迭不休。古厝，粗粝的石框、光滑的石壁，仍是往昔的模样。待我们归乡，待我们触摸。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2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