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耕耘

“文字狱”是封建时代当权者钳制思想、铲除异端、维护统治的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段。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最为兴盛，总数超过了170起，其中乾隆时期就超过130起。

文字狱的罹祸者，有的确实是借诗文含沙射影、讥讽时局、发泄不满，而在听不得杂音、容不得指责的封建语境中，这些士子便难逃遭受残酷打压和摧残的命运。但文字狱更多的是帝王权臣无端揣测、猜忌臆断的冤案，是官僚相互攻讦、挟嫌报复、牵强附会、罗织罪名、无中生有的权谋手段。

像“维民所止”，被认定为暗讽“雍正去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因为有“清”字，即被当权者认定是嘲讽清朝。“一把心肠论浊清”，被认定为对清廷有悖逆诋讪之意。这些论断，今人看来，纯属“想象力太丰富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些官员玩起文字“解读”，十分老练。文字狱成了他们用来打击对手、陷害他人、敲诈勒索的有效工具。清廷明知其中有枉屈的成分，但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为了巩固政权，仍然罔顾事实真相，大搞株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一些士人死后都不得安生，遗骸还得被挖出来受辱。

清初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是位盲人，他想效仿“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花钱买了前朝的史稿，并招揽江南一带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被人举报为“逆书”。康熙二年，“明史案”一干涉案者70余人包括写序的、校对的、刻字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在杭州城或被凌迟，或被杖毙，或被绞死。“主犯”庄廷鑨虽然在史稿付印前已辞世，但同样得受刑，“照大逆律，剖棺戮尸”，遗骸被挖出来戮戳砍砸。

明朝遗民吕留良生前写了不少反清的文章。有个叫曾静的人偶然读到了吕留良的文章，深感共鸣，即广泛搜集他的其他文章，还找到了吕留良的门生，共谋反清复明大业。后来他们一伙人被官府诱逼吐露了真相，事情败露，当事人被诛。清帝还不放过，认为根源在吕留良那里，命人把吕留良从地下挖出来又砍了一遍头，还株连九族，把吕留良家族人都给杀了。

尤为惨烈的是徐述夔诗案。乾隆年间徐述夔生前所撰诗作《一柱楼诗》，在身后由儿子徐怀祖刊刻流传。书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到其孙辈时，有仇家发现后，如获至宝，即检举揭发“反诗”。乾隆认定该书多有“怀念前明、诋毁满清”之语，且语多愤激，应该治其重罪。徐述夔孙辈中16岁以上的男丁皆被斩首。徐氏父子被判“相济为逆”，虽然父子二人均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以彰国宪，而快人心”。其时，徐述夔已死15年，徐怀祖死了1年多，均被开棺割下首级示众。

乾隆对徐述夔仍感怨愤难平，还迁怒到与徐有交往唱和的诸人。原礼部尚书沈德潜为该书作序，这位生前多次获得乾隆特别恩宠的诗坛泰斗，曾撰文称徐述夔“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一柱楼诗案”发生时他已死十年，乾隆命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撤出乡贤祠内的牌位，销毁御赐碑文。

令人发指的文字狱惨祸，正反映了统治者的色厉内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文字的反应过度，对撰文者的残酷迫害，结果是急剧失去了民心。“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制造社会恐怖，禁锢思想，摧残人才，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腐朽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