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回到乡下老家，在母亲生前居住过的老屋，清理墙柜里的杂物时，无意发现一盏浑身黑乎乎的煤油灯。拂去积灰，捧在手里，心里顿时泛起一股莫名的酸楚，眼前浮现出母亲在煤油灯下忙忙碌碌的一幕幕画面。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赣西南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三面环山，一条泥泞土路连接着村庄与山外的世界。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十七岁离家参军前，村庄还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

那个年代，煤油也要从国外进口，所以煤油灯也被人们称为“洋油灯”。煤油需凭票证供应，通常每户每月只有五两左右，因此家家能省则省，甚至连晚上吃饭都舍不得点灯。有几次，我嫌屋里光线太暗，偷偷用竹签挑出一点灯芯，便招来母亲的一顿责怪：“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边数落边拧开灯盖，把灯芯往下扯。我总是心有不甘，小声回敬道：“小气鬼，管家婆。”姐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朝我伸了伸舌头，小声嘟囔：“活该挨骂。”

待我上学后，晚上需要做作业，这时兼任生产队保管和记分员的大哥记完工分后，家中唯一的那盏煤油灯也就顺理成章地归我所用。忙完家务的母亲，来到我跟前，特意将灯芯拔高一些，增加亮度，接着端来装有针线、锥子、顶针箍、碎布及鞋底纸样等竹筐，坐在我身旁，开始或缝补衣服，或纳鞋底做布鞋，或编织毛衣。说是织毛衣，其实大多是把哥哥姐姐穿破了的毛衣拆了，加上少许新买的缕纱，变着样式翻新一下。望着哥姐穿上“新”毛衣时的高兴劲，我只能又羡慕又嫉妒。那时候家里穷，排行最小的我，身上里里外外四季穿的衣服裤子，清一色是哥姐退下来的“二手货”，极少为我量身定做一件新衣裳。上高中时，我正在发育长身体，穿在身上的衣服，经常不知不觉就变得又短又窄，母亲只好变着法子为我拆改。其中有一条裤子的裤腿最下端，母亲先后三次用不同颜色的旧布接起来，穿到学校，引来同学们的一阵指点和窃笑，可我却毫不在意。那个时候的我，虽没彻悟甚至读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我知道，母亲对于我的冷暖和饥饱，已经是倾其所能了。

那些年，父亲不在家，母亲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庄稼地里的犁耙铲锹农活及山上的砍柴伐木等重活，身材高大的母亲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为了多挣些生产队的工分而换取口粮，母亲一年到头几乎满勤。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煤油灯下母亲原本俊俏的脸庞，有了岁月的痕迹，眼睛也没有以前好使，凡有穿针引线的活儿，母亲会让我帮忙。好几次，我在写作业时，不小心被煤油灯烧焦了发梢，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母亲赶紧丢下手中的针线，吐一口唾沫在手心，心疼地帮我揉搓额头。偶尔母亲也会停下手上的活，监督我读书，虽然她不识字，但看我认真学习，便会露出舒心的笑容。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在南方的泉州工作，那盏简易古旧的煤油灯，早已远离了我的生活，但它曾经用它那摇曳而微弱的亮光，映衬着父母从生产队出工回来疲惫的身躯，点亮了夜幕降临后全家老小围桌而坐粗茶淡饭的温馨，照亮了我的课本，伴着我的读书声，陪我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的荏苒光阴，更是记载了母亲煤油灯下望子成龙的舐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