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在其著名的“童心说”中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们“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提出文艺要表现“童心”，就是提倡绝假纯真地表现情感和表现生活，要求文学打上创作者的个人印迹而具个性美。

“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的核心。李贽认为文学既然发于自然情性，那么有什么样的情性，就有什么样的风格，情性的不同，决定了风格的不同。不但极重创作主体的情感意义，也极重创作个性的价值。

李贽的“童心说”受到王阳明“良知说”影响，但又不为其藩篱，并没有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李贽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特别注意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考察。正是李贽通过宣传与评点赋予小说、戏曲与诗文同样崇高的地位，不但促进了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也促进了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

“童心说”及其启蒙思想，对晚明和清代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性灵说”，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创作的“至情说”，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等等。

公安三袁直接继承着李贽的思想，但与李贽相对照，公安三袁确有其隐遁、消极的一面。在“童心说”影响下，提出“性灵说”等文学命题，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作出了贡献。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其美学意义来说，可以概括为赞真批假尊重个性的伟大杰作。赞真批假，尊重个性，正是“童心说”的重要精神。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贾宝玉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严格礼教等级制的否定。贾宝玉可以说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个形象化。

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受的影响，过去多是讲西风东渐。但这是外因，内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就是内因。李贽的“童心说”是就文艺创作而发，对封建专权文化统治进行批判。吴虞作为五四时期一名杰出代表，他的理论支柱就是李贽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这鲜明地体现在他撰写的《李卓吾别传》中。该文写于1916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1919年，因此，可以称此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国内学术界论到李贽与鲁迅之文只有寥寥几篇。但在日本，对李贽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极为深入，他们更注重论证其思想精神的神似。如沟口雄三说：“李卓吾作为此一时期最具典型的思想者——很像民国的鲁迅。”我认为，鲁迅受李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鲁迅同样把真伪作为评判人物与文学的首要标准，强调文学家要正视现实，面对人生，真实为人，而反对“瞒和骗”。鲁迅很早就提出，文学能留遗后世最有力的是发自“神思”“天然”“冥契”“灵会”的心声，才能以情动人，这不就是李贽“童心说”所提出的 “真心”说吗？就文学创作而言，李贽与鲁迅都是杂感的能手，他们都以杂感作为解剖社会和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其风格精悍凝练泼辣，极具战斗力。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