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韩两国之间交流领域广泛、源远流长，17世纪的明朝和朝鲜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随着使节的往来和韩国学人的入明求学，李卓吾其人其事和著书等信息，也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朝鲜。当时朝鲜文人对李卓吾及其著作的研究曾出现过相当多有特色的文章或论著，其内容涉及对李卓吾其人的纪念与评价等诸多方面，颇具研究价值。

仅限于朝鲜王朝而言，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朱子，其次是王阳明。除朱、王之外，就是卓吾李贽了。对李卓吾的看法，朝鲜学者们夹杂着赞叹和批评，不过负面性意见占据着绝对优势。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士对李卓吾持肯定的意见，其代表人物就是许筠、丁若镛和李建昌三人。

李卓吾的著作首次传到朝鲜，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的1614年。当时，朝鲜的朱子学者金中清在《朝天录》中记载了万历四十二年为庆贺明朝太子的诞辰，谢恩使许筠和书状官金中清被派往北京一事。这是到目前为止被证实的朝鲜学者与李卓吾著作相遇的第一篇记录。许筠读了《藏书》之后，评价此乃奇书。1615年，许筠以冬至使身份再次到访北京，阅读《焚书》后撰写《读李氏焚书》，对儒佛会通的李卓吾思想深表理解和赞同。韩国的李家源曾断言“许筠是韩国的李卓吾”。

到十九世纪前期丁若镛生活的时代，李卓吾的思想再次得到正面评价，其中心内容是他的经学。丁若镛在《论语古今注》中选择性地引用《焚书》和《论语评》一些内容，在提出与朱子不同见解之时，只要李卓吾的观点符合自己的宗旨，就会毫不犹豫地引用。

李建昌是朝鲜末期朝鲜阳明学派的最后一位学者。年轻之时，写下四言古诗《李卓吾赞》，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段中“宁自得已，免苟同入”之句，句中揭示出李建昌大加称颂李卓吾的理由，即他对李卓吾个性的同感。

从许筠到丁若镛再到李建昌对李卓吾的接受模式来看，许筠把卓吾看作与自己思想相同的人，丁若镛把卓吾当成自己经学依据的出处，而对李建昌来说，卓吾则是他内心的坐标。尽管他们以不同的理由接受李卓吾，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充分肯定以自由为导向的思想和个性。

到了经济开始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的迅速变化，关于李卓吾的研究也与此前大不相同，韩文译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卓吾著作的研究和正式的翻译，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涉及的范围，都比以前有了明显进步。在译著方面，共有4人执笔，翻译了与卓吾有关的6部作品。以李卓吾为标题的著作有1种。此外，还有20来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00篇左右的一般论文。

21世纪关于李卓吾的论文数量增多了，题目也更加复杂化、具体化，但研究深度仍然不够，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本文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通古今认识汉字的人员大量减少。二是晦涩难懂的学问与心理。晚明的社会背景与卓吾复杂的心理，在客观上给研究带来诸多难题。三是韩国文化的特殊性——道德主义。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韩国的李卓吾研究，但随着对其著作的翻译与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在韩国对他的探索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将不断地扩充、深化。

（作者系韩国国立韩巴大学中文系教授）